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带来资本主义的新的调整,是要纠正大战结束以后近30年的政府干预经济越来越扩大造成的弊害。70年代一开始,连尼克松也自称成为“凯因斯主义者”,因为他断然采取美元与黄金脱钩、对进口品增加10%的附加税的政府干预措施,以摆脱出口锐减、美元大幅下滑的困境,矛头是对着西欧和日本的。这遭到美国跨国公司的反对,因为美国商品出口虽然下降,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还是大幅上升的。为此展开了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保护主义、凯因斯主义与撒切尔主义的大辩论,结果于1975年出现了七个工业大国组成的所谓7国集团的协调机制。7国集团不但每年为对付危机、恢复经济而协调各自的政策,还采取措施约制保护主义,推进自由开放,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由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开始的“非国有化”,即大规模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所谓“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从凯因斯主义的通过管理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改为通过稳定货币供应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扭转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税收太多、借债太多、人员太多的状况。换言之,战后30年来行之有效的政府干预经济、混合经济、福利国家政策,因造成宏观经济上的“入不敷出”,形成“滞胀”危机,已不能继续推行。但资本主义没有因为危机而再次陷入战前的那种各谋自保、互相倾轧、以邻为壑的境地,相反地,从协调行动中终于在1982年走出了危机。就美国来说,不到三年,它的新兴公司和现代化产业就创造了900万个新职业。1982～1988年里根期间出现了75个月的低通膨率下的经济增长。整个西方经济从1983到1989年由于加速科技进步、调整经济战略、改善产业结构持续增长了7年,为战后西方最长的一次持续增长期。这一次的调整主要是推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
在同一时期,自以为“拥有不可摧毁的经济潜力”的苏联,由于过度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比率1970年为86.3%,1979年增至89.2%)、军费开支过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13%,美国只占5%),把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80年代一开始就陷入了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停滞年代”。农业从1979年以来的七年中有六年歉收,换取硬通货的石油开采业连续三年完不成计划,1981～1985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持续低速增长。但是,勃列日涅夫仍不思变革,加紧对国内和东欧的控制：直接插手东欧国家内政,重兵驻守,包揽防务,并利用控制东欧的原料和燃料卡东欧国民经济的脖子。于是,斯大林体制的危机首先在波兰爆发。1979年波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起来反对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政府,组成团结工会。固然天主教会和罗马教皇起了作用,但主要还是因为6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情况的恶化。波政府无意进行改革,反而希图从向西方借债找出路,结果到70年代末外债高达250亿美元,而经济结构问题依然如故。政府陷入国际收支危机,无钱支付进口粮食,到处发生物资短缺。团结工会占领列宁造船厂,不过几个月工会人数就增加到1000万。大规模工潮持续了一年半,政府于1981年底宣布戒严令,坦克开入华沙市中心,团结工会被禁。此后波政局一直动荡,直到1989年8月波统一工人党在议会选举中沦为少数,莫斯科表示接受选举结果,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同时揭开东欧易帜和苏联解体的序幕。斯大林体制在东欧和苏联的告终,可说是大调整时代的反面效应,即违背历史规律的体制不改革只有被抛弃。
二次大战后社会制度的大调整,有人说是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之间的问题。资本主义讲经济效益,社会主义讲社会公正,都有流弊。调整的目标是寻求两者的结合,以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从机制的角度看,也有人说是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之间的问题,调整的目标是寻求两种机制之间的平衡,以促进社会发展。前一种说法是指社会发展的内容,后一种是指实现内容的手段。资本主义确实在寻求上述的两种平衡,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则根本不作这种探求,自以为已经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的结合,自然不存在机制的选择问题。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于1978年走上一条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确也反映了寻求上述两种平衡的努力。不过,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实现上述的两种平衡。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大二公”是不讲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强调的“关心个人利益”的原则的,因而也不讲经济效益,自然也无法提高经济效益,要提高先得改变“一大二公”,这就涉及体制本身的调整,正如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改变“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必须搞“国家资本主义”。这说明,工业欠发达而又过早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国家,要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的结合,不能不吸取资本主义因素,而在机制上则必须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的大调整正在作这样的探索,它已经取得的成果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崩溃之前所不能想象的。
三大调整时代的和战问题与国际关系
冷战持续了四十余年,迄未转化为热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美苏两家大多认为是由于保持了核力量的平衡。从根本上来看,还是因为世界进入了大调整时代。
大调整的核心内涵就是社会制度的调整逐步取代社会制度的单纯对抗。十月革命以来的“谁战胜谁”的问题,靠强制和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的,最根本的还是得靠社会制度的优势竞赛来解决。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存亡利益的驱使先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战后它马上致力于自身体制的调整和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军备竞赛压苏联,但是它把军事实力的加强置于整体经济实力的加强的基础上,不是像苏联那样为增强军事实力而掏空了国民经济,因而得以实现“不战而胜”。但是,斯大林体制的失败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失败,相反的,它说明社会主义的前途只能系于在制度上超越资本主义。现在社会制度的大调整仍在进行,它是不能用战争来取代的,其结局也不是由战争来决定的。因为大调整是社会发展过程。
这种社会制度的大调整并不只限于原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全球性的现象,因为广大的发展中世界,也就是众多的战后新独立的国家,都面对这一问题。这些国家致力于发展,基本上也是走着资本主义和采用政权力量实现工业化的斯大林模式两种道路,并且都遭受这两种道路的弊端之害。因此,就全世界的发展而言,制度的大调整是关键。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不断地进行政策协调,英国工党又在倡导所谓“第三条道路”为资本主义新的调整造舆论；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迫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调整体制；俄罗斯和东欧所谓“转型国家”的经济仍然步履艰难。所以,尽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仍然需要有健全的社会体制与之相适应,科技进步的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不能认为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社会制度的概念就已成为过时。客观地说,20世纪后半期,全世界都处于变革之中,这一进程现在还未完。如果说前半期是把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分割了,那么战后开始的进程就是推动这个分割的世界朝着新的统一的方向发展,而其动力正是社会制度的大调整。
确实,社会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因而大调整自然包含着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回顾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所谓两极体制就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概括。西方的观点一般把这一关系的演变划分为：战后初期的短暂合作,以西方遏制政策为标志的冷战,冷战中的缓和,西方转以威慑为特征的冷战加剧和结束,以及冷战后这么几个阶段。但是,从社会经济领域来看,这种演变都同两种制度的优劣态势的变化相连。冷战的开始是由于西欧一蹶难振,苏联乘机向东欧中欧推进,美国对西欧实施马歇尔的援助计划。那时斯大林认为制度的优势完全在他一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处于内部领导层更换,而美国则处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的整顿时期,双方关系出现为期不长的松动。接着就是航天技术的较量,苏联的人造卫星首先上天,美国不甘落后,以实现登月计划相对,双方于60年代几乎爆发热战。70年代的缓和是因为西方经济陷入危机,美国力图从越南战争脱身,而苏联则面对东欧的动荡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但此时苏联仍认为制度优势在它一边,故而指望西方会在缓和中因制度的危机而自行削弱。可是,80年代西方经济重振,美国看到苏联经济的弱点,反过来以加大军事威慑力量迫苏联在军备竞赛中陷入经济困境。总起来说,40余年的冷战基本上是制度优势的较量,结果是制度调整得好的,战胜了制度调整得不好的。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当政初期都搞过经济改革,但都无功而终。以冷战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大调整中的斗争,正说明斗争所涉及的问题,不能单纯以热战来解决。这是观察大调整时代和战问题的关键。
那么,如何看冷战以后的形势？冷战后社会制度的调整并未停止,而是更加深入了,因为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否已经解体或易帜,以及发展中国家里受过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程度影响的国家,都不得不加快制度调整,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即便以胜利者自居,也要适应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调整自己。当然,斗争也在以新的形式发展。这种斗争大致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企图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统一世界,而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力图通过不同方式的调整寻求新的出路,这可说是道路问题的斗争；其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用生产、交换、流通领域的自由化、全球化、一体化来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相对贫穷,处于劣势地位,要求加快发展自己,增强经济实力,这可说是贫富之间的斗争；第三,发达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斗争,尽管它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绝对不可调和,但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它们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仍有利益和权利分配之争、对其它国家的不同政策之争。大调整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的斗争,构成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内涵,影响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冷战后连绵不断的动荡和战乱大多是由此而来的。但是,这些斗争仍不会导致大战,因为它们是冷战后社会制度的大调整深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没有对冷战后全球力量对比产生重大影响。
冷战结束没有像过去的热战结束时那样通过国际会议和多边条约确定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两极格局瓦解了,新的格局究竟如何,似乎还是悬案。但从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来看,维持并扩大冷战后形势的现状,对它最为有利。这种现状及其含义就是：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不容再出现其他的超级大国；美国领导的各种多边和双边安全协定(军事条约)继续保持,并按照美国的全球战略扩大和加强；原来以美国为首所作的各种多边国际经济安排,一律照旧,只能按照既定的原则发展,不能另立其他的替代或对立机构。实事求是地说,现在能打破这种现状的力量尚未出现。因此,如果要问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格局,只能说是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国领导的各种多边、双边军事和经济安排为主体的格局。关于单极世界或多极世界的争论,决不应脱离这样一种现状。把单极世界说成是一国可以为所欲为,把多极世界视为相互独立的、没有国际民主机制约束的几个大国各行其是,都不能反映客观世界的实际趋势。美国并不绝对反对多极体制,尼克松早在60年代末就提出“五大力量中心”论,可说是多极说的滥觞。它所决不容发生的是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的改变,要说多极,它的盟友就占了几极,它还需要它们分担责任,并不反对它们发展经济,甚至有限地扩充军备,这对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反而有好处。在美国眼里,它的“领导地位”和它的联盟关系是必须连结在一起的。简单地用希特勒式的“一国独霸”的图谋看今天的美国全球战略,显然是成问题的。
就大调整进程而言,和战问题可能越来越明晰,即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国际格局当然会有发展、变化,不可能永远保持上述的现状,尤其是因为这个现状并不合理,并不公正。但是,用愿望和想象代替对客观历史进程的分析,是很难得出符合实际的格局观念的,正如从政策的选择谈时代与和战问题一样,那只能造成理论上的混乱。美国的上述格局观,也可说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但美国并不认为霸权主义完全是坏事,它在散布一种“霸权稳定论”,就是为美国保持全球主导地位服务的。使它的现状难以维持的,目前还不是有人出来公然同它争夺霸权,而是现状中含有许多不稳定因素。首先,冷战时期的遗留问题尚待解决,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等等；其次,两极体制掩盖着的好多问题都陆续暴露出来,如非洲、东南欧甚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发生的种族、民族、宗教矛盾,已经酿成连续不断的战乱；再次,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带来的新问题,如原来的东西方关系中的安排大多失效,东方阵营分崩离析带来了原来阵营内的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改变。凡此种种,都成为考验美国霸权效用的试金石。现在已可看出,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不是万能的。第一,这些问题都可能转化为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障碍,美国无力到处充当“国际警察”角色,以保证现状按照它的愿望发展；第二,美国的联盟关系能继续保持和扩大、加强,是因为盟国指望美国的盟主地位可以提供冷战后的世界稳定。如果地区的战乱不止,危及盟国的切身利益,美国的盟主信誉减弱以致丧失,联盟关系势将难以为继；第三,美国的优势主要靠军事和经济两手,军事的优势可能一时无人能动摇,但经济的优势须看美国能否保持其持续增长。冷战前资本主义发生危机时,由于两极体制的存在,美国可以用军事优势保持其阵营内部的经济互相支持。冷战后近10年美国经济幸而好于其他国家,此种状况一旦变化,美国的地位就将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并不能使不同国家(尤其是穷国富国)公平分享利益。已经隐藏矛盾激化的因素,美国经济情况如出现恶化,它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十分明显,这一切都系于大调整的深化能否带来积极成果,如“转型”国家和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国家能否走出一条新路,资本主义国家能否避免新的大危机的冲击,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陆续实现经济腾飞。从国际关系格局而言,有四种可能的前景：一是社会主义走出一条新路,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新的两极但不是互相对立的体制；二是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得到稳定的经济增长,由于彼此的互相依赖加强,形成一种共同保持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架构；三是由于对美国霸权行径的不满形成几个大国联合自保,共同抗衡美国的态势；四是出现几个综合国力大致相当的国家,国际间的矛盾与斗争加剧,使二次大战以前几个大国争夺世界控制权的局面再现。不管出现哪一种形势,都可以说大调整过程中冷战后现存的国际格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让过去的历史简单的重演,从战后大调整已实现的成果来看,它的深化进程应该能使我们对未来抱乐观的态度。
经过战后的大调整,今日之资本主义已非昔日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决不能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环顾全球,得承认在市场的规模和容量上战后已经过两次大调整的资本主义现在居于压倒优势。据联合国统计,直到70年代末,世界1/3的劳动人口尚处于与世界其它部分相隔离的状态,而“柏林墙倒塌”之后,已把17亿人口带入了全球的联系和交往,资本主义市场几已包容全世界。如果我们用50年以前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资本主义之能有今日,没有20世纪前半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没有战后的从社会主义因素吸取养分,显然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从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几乎都违背了列宁的“过渡”学说,走了弯路,现在要走出一条新路,不吸取资本主义因素也是不行的。过去要把资本主义因素排挤掉,现在要讲吸取,正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当然,今天的资本主义市场也还不是完满无缺的。联合国提出来要为“具有人道面貌的全球化”而努力,正是因为全球市场的状况仍存有许多严重的问题,有待于通过调整来解决。相信随着问题的逐步解决,一个新型的全球市场也会逐步形成,其性质将不能再以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市场视之。不管怎么说,冷战后出现的全球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划分为不同阶层的人类总会走到一起,并经过调整来协调彼此的利益。这可说是一个和平发展过程,但它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的内涵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适用于任何未打大战时期的一般性的和平与发展。新的、公正的、合理的国际关系格局将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形成。
